 |
 |
 |
 |
 |
 |
 |
||||||||
机织卫十五号
一 北京
北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惟一感到熟悉的城市，但今天却因她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逐渐让我感到陌生。因为将近10年的时间我都在疲于奔命的状态里，10年来，我甚至都没有认真地打量过她。我的一位初中同学从英国留洋回来，在机场曾经留了一句这样的名言：“北京像一壶沸腾的开水。”
头年4月，因为来了SARS，北京似乎是突然间停止了喧嚣，那天上午我从公司出发想去书店逛逛，我发现整个城市已经没什么人迹了……安静……开着车，我突然有一种逃学的感觉，我兴奋极了，因为我又看见了少年时代的北京。
我热爱整个20世纪80年代。记忆里那时候日子过得很慢，并且天天都高兴，除了打群架以外，社会上根本没有今天这么多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玩意儿，又加上大人们整天按时上下班，热火朝天地建设“四化”，所以我们的生活很自由。那时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奔向2000年。”在幻想中，2000年根本不是今天这个模样，我自己脑海里勾勒的蓝图来源于一张4分面值的邮票：天空是金黄色的，太阳的万丈光芒是有规律的放射线条，一望无际的橘红色稻田上，近大远小奔驰着几辆火红色的拖拉机，远处的天边是朵朵朝霞……我们这代设计师对颜色的偏执，可能就缘于少年时代贫乏的色彩教育。最可乐的是后来我看电视，法轮功的痴迷者幻景中的“天国”，居然也是这副德行，除了没有拖拉机，都是一片金黄。我真遗憾到了2000年，人们对美好的想像的能力还是这样乏味。于是我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在孩子的幻想世界里，种植一个色彩斑斓的花园。
其实，在我的童年世界里就有这样一个花园，或者准确一些应该叫它菜园，因为到了夏天那里边的确鲜花盛开，但多半儿是菜花儿。我的父亲是一老右派，在我出生8个月之后，我们全家被从机关宿舍扫地出门，那是我家最难忘的一次搬迁。新的住处远在郊外，是一座抗战时期日本兵留下的车库。在一个严冬的雪夜，我家四口蜷缩在车库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姐姐推着竹车里的我在车库门前的薄冰上嬉戏的笑声，启发了我的父母，他们希望在这个远离都市的地方，给我和姐姐创造一片乐土，好让我们远离高音喇叭笼罩的世界。父母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把车库改造成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大三居，并且自己制作了一系列罗马尼亚风格的家具，他们在车库周围开了一个巨大的园子，种植了西红柿、豆角、柿子椒、向日葵、黄瓜，还有3棵果树、几丛草莓……这两年北京兴起了LOFT，无论是我们参与做的远洋艺术中心，还是北京718厂，都人气鼎沸，艺术家拼命地往厂房里搬家，北京“改造”成风。我跟他们说，我的童年就生活在LOFT里，却没人相信。今年9月我在纽约与邱先生和我姐姐一起逛旧货店，在东村的一座肮脏的万尺大仓库的角落，我看到了4只酒杯，与当时我家的那一套一模一样，我的眼睛都湿润了，似乎看见了30年前父亲喝酒的样子。那个时候，妈妈每年春天都在幼嫩青绿的冬瓜上用发卡刻下“女有奇志，男展宏图”（姐姐和我的学名一个叫奇志一个叫宏图，都出自毛主席诗词）8个字。字随瓜长，到了秋天，瓜熟蒂落，字就长得像匾上的字那样，突兀有力，而且硕大。一年年岁月消逝，我们也渐渐长大，妈妈说，那时候对什么都没了希望，惟一的希望就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2002年9月，我为西影股份的电影《美丽的大脚》做设计。一天中午，我和西影的薛理明、张世军在慧源公寓电影剪辑的地方看完了一剪的样片，跑到楼下喝咖啡。因为大家对电影的粗剪都不满意，所以气氛比较沉闷，聊天中我给他们讲了这个关于“花园”的故事，讲着讲着，她俩都哭了……后来薛理明一直在筹备着要拍这个电影，西影也把这个题材上报到了电影局，此后我就一直盼着能看到我家的故事成为电影，当然其中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解决。
因为拥有那个花园，使得我的童年特别快乐。尤其是到了秋天，在花园里我就有了一座玉米杆儿搭成的窝棚，我每天午饭后都迫不及待地躺到那里面做梦，记忆中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1979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家突然来了两个和蔼的陌生人，他们走后的几天里，爸妈就开始收拾起东西来，五姨夫麻叔在院子里用木板钉箱子，然后用毛笔在箱子上写字，我问那是什么字，他回答说：“北京”。
1979年的春天，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那时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因为我失去了我的花园、鸟窝、蟋蟀、小黑（我家的狗）……我们全家临时挤在一套一居室里，那是一座拥有改良风格的伪罗马尼亚立面的公寓楼，户型比养殖场的禽舍还缺乏想像，电梯只在5层和10层开门，没有浴室，厕所小得只能转身……我无心上学，因为窗外任何昆虫的叫声都能把我带回到我的花园里去。我贪婪地喜欢走神儿，望着老师的嘴有节奏地闭合，却只能充耳不闻，脑海里自由地闪现着美丽的东西，那个感觉很幸福。我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孩子，总是表情丰富地望着老师，似乎很配合他的讲演，其实整个45分钟我都不知道他在讲说何物。
我总是趁着午休逃离学校，先把若干个书包塞到毛巾被底下，摆出一个人形，再设计一个可信的姿势。从楼道尽头的水房跳窗出去，避开值周生巡视的路线，窜进操场东北角的锅炉房，顺着烟筒的铁梯爬上墙头，跳到隔壁幼儿园的院子里，再沿着防火梯向上，翻过栏杆到达区少年活动中心的房顶上，然后一跃而下，我就来到了街上，我自由了。
那时的北京上班时间街上根本没什么人，知了是城市的主人，一到夏天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此起彼伏的吱吱声里。在我印象中，北京的夏天是淡青色的，因为那时街上还没有五颜六色的花草，天空总是很晴朗，空气里有时会有清澈的水气。因为没有多少汽车，每条马路都显得特别宽阔。那时候全国人民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因此午后街上更加寂静无声，我当时认为这种没有被监视的感觉就是自由。北京夏日的中午，属于那些逃离大人掌控的孩子们，他们就像在屋顶上流浪的野猫，独行却不孤独。
我家暂住的那栋伪罗马尼亚公寓，几乎是一栋移民楼，所有的住户都和我家的情况类似，带着各种冤情和对“四人帮”的仇恨，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城市与乡村，并且不在一个工作系统，互相都不认识。孩子们也因为操着各种方言、拥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所以很久都混不熟。在那里住的几年中，我一直都处于没有伙伴的状态。后来楼下一层终于搬来一户人家，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儿，那家是一位著名战斗英雄的家属，男孩儿兜里永远揣着一本描写该先烈英勇就义时豪迈悲壮的小人儿书，逢人便拿出来炫耀，结果经常因遭嫉妒而挨别的小孩一顿暴捶。我因为怕受牵连，混了几天就与他疏远了。
那时的北京，恋人之间的亲近还属于愧于见人的事情，又加之住房紧张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处于恋爱年龄的青年大部分都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想找一个“苟且”一下的地方实在不容易。因为我家周围的那几栋楼房是新建的，环境幽雅，加之拥有街心公园似的绿化景观，这在当时还属于非常奢侈的地界。所以在1980年到1983年期间，那里是情人聚集的胜地，每天都会上演多幕“少儿不宜”（那个年代，接吻都属于道德败坏的行为）。所以一到夜晚，我的主要游戏就是袭击和骚扰那些忘情的情侣，并且与他们在我熟悉的地形内周旋。我善于使用臭鸡蛋和西红柿准确地命中目标的头部，然后蜷缩在黑暗之中听着被袭者的怒骂而狂笑不止。有时不慎被人发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就难以避免，一边狂奔一边躲闪身后飞来的砖头，恐怖几乎让你看到了死亡……
我家的东西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小，当姐姐大学毕业回来的时候，我们家终于到了空间爆炸的边缘。因为当年有太多的人同时涌进北京，住房紧张几乎是每个单位面临的问题。为了房子，父亲四处奔波，后来可能是把国管局的人给逼急了，说：“要不然我们出钱，你去找地方盖一个吧。”其实是想将一军，没想到我爹答应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家曾经改造过车库。于是，机织卫15号走进了我的生活，老北京情节走进了我的生活……
机织卫当年是一条僻静的小胡同，远不如它周围的那些著名胡同知名，如：辟才胡同、屯绢胡同、兵马司胡同……，但它也如那些胡同一样，拥有一个美丽的人文故事。机织卫的意思其实就是织布局，传说清朝宫廷所使用的布匹锦缎都出自这里，曹雪芹的祖父曹渊当年就在这里上班。而令我兴奋的是齐白石老先生的故居跨车胡同，就在机织卫的马路对面，我当时去拜访过，破败不堪，根本找不到老人镜花水月般的诗画意境。
当年的机织卫15号，是一座100多岁的旧杂院，摇摇欲坠，房东无力维修，经人介绍就卖给了父亲。房子从1987年开始动工，那年我14岁，1989年落成，记忆里，盖房子的两年间就像是我家的又一场灾难。
远不像想像的那样单纯，也不像当年改造车库那样充满乐趣和希望，来自各个方面的欺骗、敲诈、侮辱、埋怨经常袭击着已经年过七旬的父亲。为了我们的家庭，爹天天与狡猾的建筑承包商、卑鄙的工头儿、贪婪的房客和愤怒的邻居做着永无止境的周旋和妥协。我曾经看见过他被那些来占便宜的人推搡和谩骂，而他依旧软弱处之，我当年极不理解，甚至因为父亲而感到羞耻。时至今日我才逐渐理解他当年的处世哲学，他忍受了许多侮辱，只为我们能拥有一个舒适的家，父亲用他的方式度过了一生，其中有30年的时间被人误解和承受委屈，可是他一生都以善良之心对待他的“敌人”。我觉得虽然他终生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一生也未能改变他被辱害的一面，或许这也是他的晚年过得十分快乐和幸福的原因之一，就像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工程经常是建建停停，工头儿与爱占便宜的邻居们互相勾结，让他们找出各种理由阻碍施工，而工头儿则一再以误工为由追加预算。因为有个别邻居得到了如扰民费、阳光遮挡费之类的赔偿，于是招来了更多的索赔，而且名目繁多，有些理由让人听得可笑，比如：空气阻隔费。赔款多则几千块，少则几十块，而且还给周围的几户都翻建或修补了房子。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一个住在胡同深处，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跑来说：“天天从这里过，一看你们盖房我就生气，现在气得我都睡不着觉了，你们得赔我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当年的我爹就像是清末的官僚，天天割地赔款……
后来我家盖房子的经历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困难总有结束的一天。1989年9月，我家的房子在千辛万苦之中落成了，房子除了拥有落地窗户以外，就没有什么性格可言，在那个年月，设计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儿。总之我们搬进了宽敞的新家，搬进了一条地道的北京胡同里。其实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算搬进了北京，因为对于一个移民来说，如果没在胡同里居住过，那你就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起初平淡无味，而后酸苦参半，就像是老北京人爱喝的豆汁，时间长了，你才能咂出滋味。
二 胡同和谑
谑，是我在胡同里认识的第一个玩伴儿，他的本名叫李悦，可能是杨咏最先用京味儿发音把他的名字省略成了一个字。谑和我在同一职业学校同一年级读书。虽然他们班上26个人中只有他一个男生，但令他烦恼的是，那25位千金居然没有一个稍微养眼一点，所以三年之中，谑是他们班上最郁闷的人。尤其是三年的体育课，谑被逼得只溜溜学会了女子防身术和青春韵律操。
谑的家住在离我家相隔不远的胡同里，所以我们上下学的路途是一样的，那时的我对北京的胡同还不熟悉，总是沿着马路走，是谑教会了我钻胡同，从此不仅有了捷径，而且我发现去一个目的地总会有四五条线路选择，从此路途变得不再单调。当你在胡同里生活久了之后，你就会自然地对胡同产生一种路感，即使是从未走过的路，凭借这种感觉也不会走错。
反正不久我就和谑混得很熟，于是他领我到了杨咏家。在当时去杨咏家有点像现在去长安俱乐部或者中国会这样的私人会所，需有人介绍或者领路。那房子在离我们这片儿胡同不远的一栋集体宿舍里。他的父母从事野外地质工作，每年只回家一次，杨咏和他的弟弟从初中就开始了独立生活，而那是当年我们最羡慕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时摆脱大人掌控的自由，简直就是我们最奢侈的梦想，但是当你走进杨公馆，这种梦想就成真了。印象里，杨咏家的楼房很高，有点像厂房改造成的宿舍，即使你站在双层床的上铺，也才能将将摸到房顶。厕所和厨房都在公共楼道里，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事情，因为邻家橱柜中的食物可以随时被偷来充饥。来杨公馆的人很杂，互相都不认识，有的甚至连杨咏或他弟弟都不认识，比如我。在杨咏家混的日子，正好赶上杨咏被派到广州整整学习一年，他弟弟住校每周仅回来一次，但即使这样，你随时去那里随时都会有人，因为有他家钥匙的人简直太多了，今天我一半的所谓“发小儿”，都是在那里认识的。
在杨公馆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既不用考虑将房屋弄乱后怎样复原，更不必担心看主人回来后的脸色，当时我都奇怪到底谁在维护这个空间的基本秩序。谑则笑我杞人忧天，他总是说：“乱，你就忍着，自然有人看不下去了动手收拾；饿，你就睡觉，自然有人把饭菜送到你嘴边。”起初我不信，后来事实的确这样教育了我。一天早晨一觉醒来已近正午，抬头看看四周还睡着三四个，都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躺着直感到浑身无力四肢发软，才知道自己是被饿醒了，饥饿让我无法再回到睡梦里，于是下楼买了半斤包子，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刚要倒杯热水，床上的几位竟然纷纷坐起，我一看其中只有一个是半熟脸儿，大家一边和我打招呼一边聚到桌前，你三个我两个地吃起来，要不是我手疾眼快抢回三个，就将继续挨饿。没等我三个包子下肚，那哥几个已经又回到床上鼾声四起了。
据说杨咏的弟弟还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一日他还在床上赖着不想起，门外响起急促的开锁声，接着进来一陌生的姑娘，环顾四壁只有他们二人，互不相识，也不搭话，姑娘挽起袖子收拾起杯盘狼藉的餐桌，用洗脸盆将满是油污的饭碗、烟蒂四溢的茶杯以及东倒西歪的啤酒瓶、易拉罐统统端到楼道里的水房，水房里顿时响起哗哗的水声和杯盘碰撞声……杨咏的弟弟躺在床上，使劲回忆着此人，也没有结果，正欲趁着她在水房的这个当口起床穿衣服，不料那姑娘已经回到屋内，依然不理人，径直打开衣柜，将里面胡乱堆积着的衣物一股脑地拽出来，然后分门别类地叠好再整整齐齐地放回去……从床底下拽出澡盆，将肮脏的衣物扔进去，来到床边，也不顾床上的人，径直将床单被罩往下扒，杨咏的弟弟似乎被这一系列动作弄傻了，瞪大了眼睛盯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他不再那样坦然了，甚至开始忐忑不安起来，莫非是个病人？
“你……谁呀？”他终于忍不住了。
“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啦？”她不仅所答非所问而且语气冰冷，“醒了就该干嘛干嘛去……”门“砰”地被关上，水房里再次传出自来水的狂泻声。
杨咏的弟弟被那姑娘彻底弄蒙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愣，不一会儿就回到梦里，再等他醒来，整个房间就像上了一遍鞋油一样闪着亮光，窗明几净，衣柜里的衣服叠得像服装专卖店的货架一样整齐……当然这样的环境只是暂时的，甚至维持不了几个小时，因为杨公馆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呈现给人们一种醉生梦死的场景，因为出没在那里的边缘少年们都向往这样的生活。
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杨公馆，因为据他说，他与他爹有很深的隔阂，在数次激烈地争吵之后，他决定离家出走。在这其间，谑的父亲曾经拜访过一次杨公馆。那是一个令人困倦的午后，父子对坐在睡满了人的床上。我清楚地记得谑的父亲为每一个被吵醒的孩子上烟，毕恭毕敬，我甚至还可以记得那包烟的牌子是“肯特”。
谑和他爹说话的语气让我感觉他们之间很平等，他们的这次交谈甚至有点像是一场电视辩论会，而且谑还一直占据了上风。默然之间我有一些替谑的父亲感到伤感，看着他无奈离去的背影与床头留给我们的半包香烟，我的鼻子倒是有些发酸……于是谑一度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印象里有大半年的时间他都过着蹭饭吃的日子，一到饭点儿，谑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些人其中一个的家门口，而且有着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理由，体面地与这家人共进午饭或者晚餐。
那时候的生活内容比起现在要简单许多，似乎只要能填满肚子的生活就属于充实的生活，娱乐形式多是聚在一起漫无边际地神聊，北京话叫“侃”或“侃山”。因为这种方式几乎没什么成本，所以普及面广。每个夏日的傍晚，每一条胡同或者街道上，都会三五成群地聚集成一个个“话题小组”，话题内容海阔天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涉猎广泛。谑在“侃山”方面拥有极高的天分和才能，云山雾罩，所以刚到人家蹭饭吃的时候，还能给人带来一些快乐和新的资讯。
那些日子，谑在杨公馆拥有固定的铺位，平时他总是睡觉，楼道里邻家准备做饭的声音，成为他起床的闹钟。于是他慢悠悠地来到水房洗脸刷牙，用的都是邻居的牙膏和肥皂，当准备停当的蔬菜被倒进油锅，发出“呲啦呲啦”的声音，当令人胃部产生激烈收缩的油烟应声而起的时候，谑已经骑上了自行车，一边骑出院门，一边盘算着去往谁家用餐。谑是一个天生具备危机感的人，他决不会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蹭饭吃，就像在人多聚会时，他总是说烟抽完了，然后抽别人的，当全屋人的烟都抽完了，他心里还很塌实。
为了弄钱，谑四处想办法，因为我们俩在学校里还算要好，我也经常给他出主意，在计穷之后，我们就走到犯罪的边缘。这中间我们一共有两次险情，一旦犯案都会改变我们的命运。
一切犯罪的动机，都源自我们对学校的仇恨，这种仇恨在越接近毕业时越感强烈。第一次我们想敲诈校长，因为校长是我们无一不憎恨的人，当时我们都认为校长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而且我们猜疑这些钱的来路有问题。校长给人的感觉有点好色，因为我们发现他在和女生谈话的时候，眼睛总是停留在少女发育之中的部位。学校里有传言说校长拥有许多情人，于是我们断定证据或许会藏在校长的办公室里。在一个星期的准备工作之后，我、谑还有另一个要好的同学用身份证捅开校长办公室，潜入一个我们认为的秘密世界。我们选择在下午5点半进入，原因是校长办公室的窗户对着传达室，如果天黑以后进入势必会被灯光暴露，5点钟校长下班，5点半估计已经不知和哪个小妞快乐呢……结果在我们进入后不久，险情就发生了。有人开始敲门，我们被吓得趴在地上直哆嗦，后悔莫及。因为断定敲门人不是校长也不是保卫，我们稍微坦然了一些，也无心寻找证据，只候在门边等着敲门人走开，我们就逃跑。敲门人也决定在门口等一会儿看校长是否回来，他们开始交谈，我们才知是一对母子，为孩子上学，经人介绍前来拜访校长。令我们紧张的是谈话内容显示，校长与来访者有约在前，我们当下需要赶快离开。就在我们身处穷途末路的绝境之时，谑突然上前打开了房门，他的这个举动实在让我们惊呆了，不知他要干什么。谑出门后，立即将门带上，隔着门我们听到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似乎是刚睡醒的样子，然后对敲门人说：“找我爸什么事，他开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一场致命的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后来，在经济上我们还帮谑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是没什么成效。时间长了，谑的饭辙不好蹭了。一开始是他在人家门口喊名字没人答应，后来索性他就不喊了，改成直接敲门，要是赶上他要找的人来开门就进去说话，赶上家长，准会被类似于“不在家”之类的理由拒绝于门外。反正那时候，吃饭时听到敲门声我都不去开门，再到最后，即使是把我堵在了屋子里，我也就关上房门只和他聊，一起抗着饥饿，开饭了家人也不会来叫，大家都开始讨厌他。
谑和我们疏远开始于他的恋爱，那姑娘和他同在一所小学实习授课，谑教美术姑娘教英文。谑和我们疏远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自那时起谑开始在说话时有意夹带几个英文单词；其二：因为姑娘家是印尼归侨，所以姑娘在第一次见到我们时，就表现出不屑一视的神情，并且在背地里指责谑为什么要与我们这些小混混来往？气得杨咏跳着脚地指着谑骂道：“什么他妈印尼归侨，那年头印尼排华暴乱，不归侨就该他妈归位了……”就此谑第一次被排挤出我们这个团伙。
几个月之后，谑在他实习的小学当上了美术老师。但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逐渐失去了消息，这样一隔就是几年。这其中他到我家找过我一次，我不在家。据我妈说，他西装革履甚为光鲜，说是在北京电视台工作。后来零零星星地又有一些不确定的消息，有的说他在一家歌舞厅工作，有的说他与人去了外地。
又相隔几年，谑的突然出现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当谑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似乎浑身上下都在颤动，但仔细一看，他又的确站在面前没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只见他一身中式衣褂，高挽袖口，露出细细腕子和修长的手指，指甲和头发都很长，半眯着眼睛，脖子后面斜插一把扇子，一只手时不时地将扇子抽出，“噗啦”地一声晃开，在胸前晃悠几下旋即再“啪”地一声合上扇子，插回衣领后面，周而复始。左手永远捏着一个小棉布包儿，用拇指和食指反复揉搓，永远不停。
“你站好了，别老晃悠得我眼晕。”杨咏没有好气地说：“谑，你丫死哪儿去啦……嘿嘿……嘿嘿，别晃悠破扇子给你撕了信不信……你那布包里是什么，你老搓……”
这一下可问个正着，谑停下来，煞有介事地说：“给你们几个开开眼儿。”于是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布包里套着布包，再打开是一小把麸子，麸子中间闪出一块石头片，石头片上面雕着一些凌乱的花纹。他一边精致地完成着那些动作，一边细声细气地说：“让您?一眼我的后半辈子……”
他举起石片，在我们眼前慢慢移动，大家都被这种气氛吸引，瞪大了眼睛，“什么呀？这是……”
“古玉！”谑的眼睛放出了光。
“你丫已然开始盗墓了……”我联想到若干年前我们的盗窃生涯。
“可能你们不大了解，哥们儿现在是收藏家，随便拿起一个玩意儿就能震了琉璃厂，不信你去故宫博物院打听打听……”
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谑，大家开始将信将疑。
“哎，你们等会儿。”小三突然跳下床，冲出门去，大家不知他要干什么？但是也不奇怪，因为从小小三在智力上就有缺陷，混在我们中间谁也不把他的行为当回事，小三现在在一家锅炉房当学徒，对他来说能够学会看仪表，考个司炉证书比上研究生还神圣，他只要说起烧锅炉总是一本正经。
大家要谑继续说他手里的玉，他却卖起关子来：“给本少爷倒碗水呀，说半天了都。”孙明起身给谑倒水，谑把石片放在桌上，杨咏想拿起来看看，谑刚咽了一半的水差点没呛着，含着半口水在嘴里，鼓着眼睛说：“放下，回头摔啦。”
正在这时， 小三满头大汗地撞进来， 双手捏着一个破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谑，我姥姥家的……你丫给看看……值多少钱……”
谑向上挽了挽袖管，接过小三手里的碗，并不放在手掌中，而是用几个手指托着，碗在指尖中间转着圈儿，他很认真地看，又从怀中捏出一只精致的折叠放大镜，用三个手指打开，对准碗上的烂边儿，调校焦距，“昨个儿吃的什么呀？你们家怎么还是不洗干净碗……？”其实对于各家的碗，谑一点也不陌生。
但是他一系列酷似钟表店老师傅的动作，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凝重的气氛，大家屏住呼吸，等待谑的鉴别结果。
一支香烟的工夫，谑将碗放在桌上，慢慢收起放大镜，右手又去摸脖子后面的扇子……“再装，抽你了啊！”杨咏不耐烦了“有屁快放！”
“不大真！”谑从牙逢里挤出三个字，大家都很费解：什么叫不大真。
“年份不好，釉色浅了一点儿，画工也瓢，价值吗……不好说，玩意儿没价，有人喜欢几万块也是它，没人要，蹦子儿不值呀，瞧造化了……”
杨咏听烦了，拿起碗扔到墙角儿，哗啦一声，碗粉碎。小三大哭起来喊着让杨咏赔，杨咏不以为然地说：“瞧你们家那破碗都扎嘴了，一会儿走，给你俩儿不锈钢的。”杨咏在饭店工作，家里有的是新碗，小三转悲为喜。
谑被杨咏的动作吓了一跳，赶紧抓起桌子上的古玉，攥在手心里。
“你丫倒是说说你这破石头到底什么来头？”大家已经被谑吊足了胃口。
“那话可长了。”
“不赶快说，我给你摔了。”
“别急呀……”谑又含了一口水，接着说“战国你们知道吗？公元前400多年，魏国自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就开始强盛起来。到了魏惠王，进一步实行改革，国力也就进一步强大起来，势力范围扩大到长江以南，就在这一年惠王得二子，一个叫懿，一个叫秸，惠王为二人治璧一双，二人终生藏于身边。后来秸死在湖南葬在长沙，22年之后懿死在河南葬于洛阳。
“你丫说评书呐……”众人不耐烦了。
“1976年，长沙市城郊农民张全富在自家院子打井，打出白膏封泥一十四桶，断定是古墓，报告县文物局，文物局组织发掘45天，出土大小文物136件。发掘小组撤离后，张全富收拾现场，在烂泥中发现玉璧一只，私藏。1986年带到湖北武汉卖给文物贩子。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河南盗墓贩子李江在洛阳城西43公里处的一片农田中用探铲在地下15米处发现白膏封泥，于是组织盗墓，相继出土文物四百余件，毁坏43件，其中就有玉璧一只。两块玉璧在相距几千公里之外，相隔两千多年之后，同时出土，可谓古今传奇。1992年李江趁小平南巡之机，潜入广州，将四百多件文物全部出手，大部分流失海外。只有这两块璧几经辗转留在中国，可谓不幸中的万幸。这两块璧，本出自同一玉胎之中，由同一工匠雕制而成，但因为埋于不同的土壤之中，湖南土质含铁，玉浸色偏红；河南土质多碱，玉浸色偏绿。这对璧相隔20年下葬，又相距千里之遥，本无缘再聚，万万没人想到今天全落我手了……”
“牛X呀！这得值多少钱呀？”我们全晕了，“谑这几年你丫可比我们几个混得好多了……”
“那你把它装在布袋里，老揉着是什么意思？”
“你们外行，这叫润一润，玩儿玉的人都懂这些。”
相隔数年之后，谑的这次出现，着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他总是精神旺盛地站在我们面前，揉着手中的布袋，给我们一遍遍地复述一段又一段无处考证的野史与传说，但故事的结尾几乎如出一辙，不是“都在我手里”就是“你瞧故宫博物院有一块，我这儿有一块。”
于是，谑又一次体面地坐在各家的餐桌前，并且受到热烈欢迎，经常因为他的出现而多加几个菜，他一边吃一边讲述他淘宝的经历。那年头发财是胡同里所有人的梦想，一度我们全部成了历史的爱好者，每到周末，一大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聚在谑家的门口，因为这一天是他法定地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宝的日子，我们尾随着他，他看什么我们看什么，他掏放大镜我们也掏放大镜，他摸过的东西，我们也效仿他的姿势拿起来，再轻轻放回原处，然后环顾店里的其他古董。这时店主势必会问：“您找点儿什么？”我们则学着他的样子和语气回答说：“这几天上火，眼睛老长眵目糊，怕走了眼，不敢找什么，就看看。”
当谑在一样东西之前端详良久都不走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凑上去小声问：“看新看旧？”而他依旧是从牙逢里挤出三个字：“不大真。”时间长了，杨咏就又给他起了新的外号就叫：不大真。如果他决定买了，才问人家价钱，然后讨价钱，势必带的钱不够，我们就争着打开钱包，凑上去小声说：“你要是钱不够，这回让给我吧。”或者说：“这回算咱俩的行不行。”
大半年过去了，我们都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收藏，同时也拥有了一些聊以自慰的神话故事。但是它们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门路将这些“宝贝”变成自己的后半辈子，时间长了我们对谑产生了怀疑。
有一天，我们大家闲着无聊，都聚在陈斐家玩儿牌，谑没钱被排挤到一边看电视，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我们对他的尊重。电视里播放一个专题报道节目，一位专门为北京各大饭店供应制作北京烤鸭所用的鸭子的专业户正在哭诉，河上游养猪厂使用化学药品消毒猪圈后，将污水直接排到河里，导致他所养殖的数百只鸭子集体死亡。我们一边玩牌，一边幸灾乐祸地替那老农喊冤，突然间谑从床上跳起来，冲我们大喊：“快看这么大一胆瓶。”等我们看屏幕时，镜头已经切换到下一户人家。
“老头家的炕头上有这么大一胆瓶。”谑一边比划一边说。
“不大真吧。”杨咏习惯性地奚落他。
“你们想，老农家摆哪门子新活儿呀？”
“也是，有那钱不如添一电器。”孙明支持谑的观点。
“你看清楚了么？”
“找报纸，看什么时候重播。”
6个小时之后，我们清清楚楚地在画面里看到了一个拥有明显元代文饰的圆形瓷器，但不是胆瓶。
“冒充热心观众给电视台打电话，套出老农的住址……”
“谑，你不是在电视台干过吗？”
“我那只是帮一栏目拉广告，不在台里上班……”
“你丫什么时候才能改了吹牛的毛病……”
第二天，杨咏装作是热心观众打电话给电视台，从节目编导那里套出了养鸭专业户在怀柔的地址。当天下午，我们就冒充自然之友的会员前往声援受害的农民兄弟。村委会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还代表受灾群众向我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还婉言谢绝了我们150元的“捐款”。但我们还是执意想见一见受灾代表，那位在电视上哭诉的老大爷。
在电视画面熟悉的那间农家里，我们与老大爷围坐在一张小炕桌周围，杨咏与孙明用小本记录大爷的控诉，那老人依然十分激动，一把鼻涕一把泪，在他身边的小三跟着哭出声来，气得杨咏和孙明一个劲冲我们使眼色。我们明白，因为一进屋大家就发现瓷瓶已经不在了，他们眼色的意思是让我们靠门口的人到别的屋子里去看看。我和谑退出来，院子里有很多人，可能都是老头儿雇用的工人，他们在抢着将刚死的鸭子煺毛开膛将肠子和内脏统统清除干净，他们说这样处理后人还能吃。院子里臭气冲天，满地血水。大家都忙着，没人理睬我们，我和谑在每个房间外都做了窥探，一无所获。又回到正房，向他们大家使了一个眼色，大家都很失望，杨咏赶紧结束“慰问”。
“大爷，您屋里原来这儿有个破花瓶吧？”杨咏不甘心，一边坐在炕沿儿穿鞋，一边故意装作轻松地问。老人一楞，看见我们都在盯着他的脸，突然抄起立在门边的一根木棒，大喊：“我打死你们这帮王八蛋，像你们这样的，打昨天起都来5拨了……”
幸亏陈斐是运动员出身，直接从窗户窜出去，然后翻墙跳到院外，抢在第一时间发动了汽车，杨咏和孙明将老人推倒在炕上，趁院子里的工人没有反应过来，钻进汽车，我和谑摔倒了冲上前捕我们的工人，侥幸逃生。我们的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村路上逃亡，我从后车窗看到，小三一边哭一边追赶我们的汽车，他的后面是各持棍棒的愤怒的村民…… 谑再次被驱逐出我们的团伙，杳无音信。
4年之后的一天，我和陈斐在中国大饭店宴请我们的一个客户，谑衣着笔挺地从一旁走过来。我们3人根本没有陌生的感觉，就像是3天没有见面。陈斐问他最近干嘛呢，他很自然地坐下，轻松地说 ：“和几个朋友花二百多万投了一小公司。”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高脚杯，冲我的客户笑了笑，自己倒了半杯红酒出来，将杯子端到鼻子下面闻，然后说：“哪儿的酒？年份不好，桶也不好。”“你丫给我滚蛋。”陈斐的声音并不大。 三 工作
前两年，天天听人侃网站，起先听不懂又怕人笑话，只好装深沉听着，不敢插嘴。可是越听越玄，感觉弄网站比抢银行快，有谱吗？时间一长听烦了，也明白了一些门道，就天天挤兑玩儿网的，拿人家穷开心。话说回来，当年玩概念的那帮子人也真该挨骂，天天牛皮哄哄地一见面就问你 ：“服务过IT吗？”跟检查学历似的。我们就开玩笑说：“虽然没有，但是纳斯达克北京办事处是我们客户，而且关系特好，都是哥们儿，尤其有一叫格林斯潘的，简直就是铁瓷。”至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办事处，美联储与纳斯达克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付自以为是的财迷不就得这么一招吗？
所以我和陈斐一直对网络、高科技什么的存有偏见。但大都事出有因，比如上个月，我们帮一个高科技公司设计办公室，设计与装修都做得特别时尚。可完工后，“科学家”们上班都带着套袖，感觉特别扭，跟行为艺术似的。 是不是以后除了“白领”之外，还得多一路子“白袖”什么的。所以陈斐说 ：“中国的科学家们往往除了工作跟科学有关系外，其余的行为都不太科学。”我们这一代人，全都受的是残缺的教育，学文的不懂理，学理的不通文，还互相不能沟通。看看中关村那一带的设计，就能体现这一点。
所以我从来没想过会跟网站有什么关系，更没想着自己也拥有个网站。要不是刘玮坚持，你肯定在3 w里找不到我们。可是就在昨天，我去拜访一位新客户，很顺利就达成协议，他就是在网上找到、了解并信任我们的。我对网有了新的认识，可见一不留神就会被保守、偏见、固执害死人。
一晃，早晨设计都成立好多年了，回首创业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陈斐，你还记得第一天吗？长安俱乐部的领导不放心给我们预付款，非要来看看，我们连夜把屋里的床呀什么不堪入目的家具搬到隔壁家，然后从朋友家借了几个显示器，摆到桌子上装样子，然后往黑板上使劲写工作安排、电话留言，谁有名就写谁，什么“爱立信”、“联想”、“联通”管他的呢。就是小东写了一张条刚钉在墙上，我们就马上给撕了，因为看着实在太假，条曰：“魏来，有个叫诚哥（指李嘉诚他老人家）的从香港来电话找你，说你如果回来晚，就打到夏威夷的酒店去。”当时虽然有半开玩笑的嫌疑，但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些大公司真的成了我们的客户。是不是听着跟演电影似的，所以说人不能没有梦想。
刚入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也从来没想着能把这行干这么久。
1988年的那场在北展举办的叫做《新长征》的现场音乐会，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命运，那天我们第一次听说了一个新鲜词：摇滚，当时觉得真难听，但那些把人都能撕裂的声音，让我们全晕了，而且为之疯狂。后来北京开始零零星星地有了party （圈儿里把地下演出叫party），最火的时候是1992年，每个周末至少有三四场party，我和陈斐就骑着挎子（三轮摩托）整夜在城市里狂奔，奔向下一场演出。那时北京的夜晚，街上没有车、没有人、也没有警察，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世界是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会让所有人沸腾，我们几乎整夜被泡在幸福里。party上能认识很多人：乐手、画家、演员、外国人、漂亮姑娘，什么都干的和什么都不干的。每一天肯定都会有新奇与刺激发生，而且理所当然，我们根本不拒绝，也没有能力拒绝，现在想起来还一身身地直出冷汗，很多朋友就这么毁了。去年，为普涞音乐（北京的一家音乐人代理公司）做设计，才又去了几次party，而且是特别地下的那种，看见那里的青年人依旧生活在毒品、性、颓废与抱怨之中，心里特别难受，按年纪说，他们是看着我们演出长大的一代。我们是1993年开始演出的，那是一个会三个和弦就能写歌的年代，整夜永远145 （最基本的合声走向）。为了掩饰粗糙的技艺，我们使劲甩头发，记忆里总是喝彩声比歌声大，所以没人管你唱什么，人们要的就是一种感觉和创造这种感觉的环境。
后来乐队散了，为了生计我到了哈尔滨，在夜总会里做了一名伴奏乐手。那里的夜晚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迥然不同的，令我魂不守舍，金钱、色情、暴力把夜晚染得纸醉金迷。我们每天为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的人们演出，有时候人喝醉了，就大把地往舞台上扔钱，我们就一首歌为他弹十遍。我们非常尊重夜总会里的姑娘们，她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客人冲她们来，被她们缴械了理智与金钱。
每夜都按照固定的演出顺序度过，但从不觉得单调。每天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戏剧，我从那时开始记录我的生活与周围的故事，我给它起名叫“夜晚”。我每天上午11点起床，1点钟吃早饭，然后或在家里练琴或去排练，6点钟我坐在固定的餐馆的固定位置上吃我午饭的同时，在笔记本上记录周围的新鲜事，8点回到夜总会找一个没人的包房在暧昧声响的包围中睡一觉，9点20分回到舞台上准备开场，11点幕间休息，在后台玩半个小时扑克或和女演员打情骂俏，第二天凌晨两点下班，与乐队的哥们一起，有时也叫上要好的演员去吃晚饭，一定会喝醉，然后就回家睡觉，结束一天的生活。我们都是从那时起开始发胖的。
夜总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演员串场，他们中有歌手、舞蹈演员、杂技或魔术演员、戏曲演员、各种行当的丑角、什么都会的和什么都不会的……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闻。“叶性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全城的新闻焦点，我们没人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她是最早在这座城市表演脱衣舞的姑娘，因为动作过激、刺激，所以场面空前火爆，返场对她来说就是加班，各大夜总会都争相邀请她演出。据说每晚她都得跑八九个场子，一夜收入七八千元，所以非常招人嫉妒。有人说她是最无耻的女人，竟然能当众表演见不得人的事 ；有人说她是最智慧的姑娘，不损毫发就挣大钱，反正人云亦云。
她从来都是浓妆艳抹而来，而且她拥有好几个保镖，不能接近，我们没人知道她的真实长相，她也根本不希望人们知道她是谁，所以从不说话。有一天，幕间休息前的最后一支曲子，我的琴弦断了，下了舞台我赶紧跑到更衣室换弦。舞台上响起了动感十足的音乐，伴着全场兴奋的叫喊声，我知道她在台上。地上扔着一个装服装与道具的大包，里面还露出一只挺大的玩具熊，我一边换弦一边猜测会是谁带着玩具来夜总会。“砰”的一声，门被推开，她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吓了我一跳，这才听见舞台上的曲子已经变了。她几乎赤裸地冲到镜子前，飞快地用棉纱布擦拭着脸上的油彩，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我被吓傻了，呆呆地站在墙角，不知所措。镜子里逐渐显露出一张纯真而充满稚气的脸，她的动作很快，脱衣穿衣换鞋简直一气呵成，然后飞快地把演出服塞进地上的大包里，抱起那只玩具熊站起来，这才发现了我的存在，也吓了一跳，“呀”地叫了一声，我更加窘迫简直不知该如何解释。看着我害怕的样子，她倒噗哧一声笑了，笑容很灿烂，其实在我眼前的就是一个美丽的孩子。整夜我坐在舞台上发呆，脑子跟飞了一样。第二天我就写出了那首让我在圈里出了点小名、后来遭到老崔表扬的歌儿：《虫子》
在这个世界上，钱就是理想，人们的欲望，就挂在脸上。
在这个世界上，钱就是指挥方向，贪婪的目光，就盯在你身上。
你穿着特别特别少的衣裳，做着特别特别美的梦想，你陪着特别多特别陌生的男人，说着特别假特别温柔的话。
我不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他们说你是朵水性扬花，我不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他们说你是个婊子。
在这个世界上，钱就是理想，人们的欲望，就挂在脸上。
在这个世界上，人像虫子一样，吸血的成长，流血的死亡。
你穿着特别特别少的衣裳，做着特别特别美的梦想，你陪着特别多特别陌生的男人，说着特别假特别温柔的话。
我不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他们说你是朵水性扬花，我不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他们说你是个婊子。
我不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他们说你是朵水性扬花，我不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因为他们都是些虫子。
后来好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我也经常在演出的时候唱它。总之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歌声中开始和结束，日复一日就跟睡着了一样，这样的生活直到那一天出事了才醒过来。索子掏枪的动作好像特别慢，在我脑海里总像是一个慢放镜头，小立应声倒在血里，血一直溅到舞台上。第二天，我跟着兰子去医院看小立，他的脸肿得几乎辨不出模样，但还是一直开玩笑，是否这就是当老大的范儿？他见我很紧张的样子，就问我来了东北多久？我说 ：两年半。然后自己都吓了一跳，心想：得回家了。在火车上，看见车窗上的冰一点一点融化，心里高兴极了。
回到北京，虽然依旧生活在夜里，但不知为什么我开始讨厌周围的一切，两年之后，我发现人们无论说的还是想的都是老样子，没有一点新意。party不能再唤起人们的激情，取代喝彩的全是低俗的谩骂，为了换取一点点可怜的喝彩，人们开始研究形式，当然甩头发已过时了，满地打滚儿、男扮女装、装神弄鬼……但总是不能避免地走向越来越恶心。我的夜晚失去了颜色，失去了夜总会里丰厚的收入，我像幽魂一样在夜里游荡。后来崔大哥让他的经纪人李斌给我安排了一些垫场的活，可能因为我演出经验多心理素质好，不怕听台下喊 ：下去吧！但我还是越唱越烦。有一天，我听了以前在“晚间新闻”与“新谛”乐队做吉他手的肖易坪唱了一首《我走丢了》，差点哭出来。我小声儿问自己 ：你在干嘛呢？从那时起，我们发现很多人的作品开始探讨另一主题：绝望。
我们因为热爱青春而失去青春，在最需要坚持的年代里，像我这样的跟着热闹混进来的投机分子，纷纷加入了1996年底的“青春大逃亡”，争先恐后地抛弃理想，投入尘世的怀抱。这才发现世界变化快，自己已经什么都不会了，于是广告公司成了最好的收容所。
又是一个夏夜，我被一哥们儿叫到一家装修奢华的广告公司帮忙，哥们儿原来是一鼓手，先我们一步“叛变投敌”的，于是很快就脱了贫，混入了白领堆儿里──吃饭开发票、打的能报销、出门喷香水、回家换睡衣……
当时那个公司正在赶翠微大厦开业的活，昼夜加班，需要人手，哥们儿想着我会画几刷子，就当滥竽把我叫去充数。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走进广告公司的设计部，这才发现人们已经不用笔设计了，设计师们坐在电脑前做着我根本看不懂的事情，一种无比强烈的感觉在大脑中萦绕：我被世界抛弃了。
因为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只好没趣儿地走了。我昏昏沉沉地回了家，突然觉着不能再混下去了，于是天一亮，就出门奔了书店。书架上关于电脑的书可真多，而且太厚了，都跟字典似的，还没看我就晕了。随便拿了几本，看上几行就都是一个感觉──“天书”。一连个把月我都没敢出门，无知的感觉让自己越学越害怕。当时姐姐在联合国的一个项目里工作和学习，得了一台电脑，于是我厚着脸皮霸占了它，面对这个陌生的机器，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
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叛变”的朋友又帮助了我。因为他看着我这样盲目地下去没有前途，就建议我先设法混进广告公司，一来可以谋个生计，二来可以偷着学习，可谓两全。我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就求哥们儿帮忙，哥们儿满口答应。
那个哥们儿所在的公司开业不久，正是处于雄心勃勃的阶段，由于我无法靠设计师的头衔儿往里混，哥们儿就建议我冒充策划，因为他说策划是一个比较虚无缥缈的差事，好混。这个感觉有点像影视圈儿里的人奚落导演的那些笑话。公司是一位名人开的，由于怕人知道底细，就找了一个忠心耿耿的替身作了所谓的“老总”，姑且我们在这里就叫他“满总”。20世纪90年代的“总”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称呼，不比现在那么听着像骂人。哥们儿在一个适合的场合，趁着“满总”高兴引见了我，我赶紧恭维崇敬尊重一起上，拍得“满总”有点儿发飘，于是满口答应先让我来试试。
高兴之余我又开始害起怕来，因为我根本不懂策划是干嘛的，策划书如何写。我慌了神儿，原来滥竽并非是那么好充数的。听说公司里要求穿着整齐，为了生活我决定告别摇滚的装束，跑到纺织进出口公司买了几件出口转内销的衬衫和处理西裤，从床底下翻出老爹上班时用的公文包，又修好了一支吸水钢笔，算是准备好了行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出了家门，平生第一次上班去。
坐在办公桌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阵阵发晕，老板一上来就给了个在某文明古都策划国际文化活动的任务，我真奇怪他为什么如此看得起我。整个上午我就对着一张白纸发呆，写不出一个字来，一有人过来就紧张得出一身冷汗，还得假装在思考，那个感觉简直就是煎熬，好几次都起了趁上厕所逃跑的念头。隔壁那个坐位里坐着个30多岁的王先生，是业务部门的，整个上午都在打电话，满口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生意。我真羡慕人家，什么时候混成那样……不由自主老是走神。一上午就盯着一张白纸，精神都快恍惚了，到了后来自己真的绝望了，心想总不能一个字也不写呀？索性豁出去了，侃呗！于是提起笔写道：
“一、前言
1．背景概述a．国内宏观形势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繁荣，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文明需求不断提高的同时……”
感谢上帝多少给了我一些漫无边际的想像能力，还有说瞎话从不脸红的“好习惯”，于是不到两个小时，已经侃了四五千字还刚刚算个开头，虽然大部分都是废话，但看着满载着黑乎乎字迹的稿纸，还是挺欣慰的。第二天，隔壁坐位里的王先生依旧整日打他的电话，谈上百万的生意，简直一个“王百万”。我只顾伏案疾书，并且已经将脑子里贮存的形容词、虚词、感叹词甚至连介词都几乎使尽了，我发现自己完全进入了堆砌词汇的境界，真是后悔当初没有认真研读“穷聊阿姨”的书。这时候，突然背后传出“满总”的怒吼声：“骗子！”吓得我立刻出了一身冷汗，断定自己是末日已至，狐狸尾巴给人看出来了，就准备着收拾东西走人。可定下神来一听，“满总”并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居然是对着隔壁的“王百万”大骂过去。原来，王先生每天都是举着从不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几个月来就靠这个混些工资，从未真正联系过业务，总机小姐发现后，报告给“满总”。
“原来大家都是来混的！”我的心里狐疑解了，也觉得可乐，同时又感到“王百万”是挺可悲的一个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王先生一把年纪被当众揭穿了把戏，恼羞成怒，跳起来跟“满总”对骂开了，结果招得公司的人都围拢过来，围成一圈，两个人被围在中间进退不得，到了这时所有的人都很尴尬，一边是老板一边是同事，连劝架的都没法说话，只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那个场面都快有喜剧效果了……
终于到了交稿的时间，虽然已经写满了厚厚的30几页纸，但自己知道文案里面没几句人话，所以心里愈加紧张，脑子里总是出现王先生被轰走的场面。我颤颤巍巍地进了“满总”办公室的门，将稿子呈上。“满总”看得很认真很慢，我觉得空气都凝固了，脑子里飞快地想着一些合乎逻辑的借口：经验不足？资料还是不够充分？对客户以及客户需求了解不够？没上过几年学，不识什么字？混进来就是想找口饭吃，没别的意思？……越想越离谱。半个多小时老板才看完稿子，“不至于吧，又不是古文？”我心想。“很好，很好……”他慢吞吞地拿起一支红蓝铅笔，用红色的一头在稿子的某一页上圈出两个错别字，然后用蓝色的一头在首页写道：已阅，交打印室。啊？不会吧！我自己都诧异了，满总别不是相声《开药铺》里的满不懂满先生吧…… 丫识字儿么？
就是这样，我终于堂而皇之地混入了我国编制庞大、涉足领域无限宽广的策划队伍，而且因为表现积极，提前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没过多久，我和公司里男男女女的同事就熟悉起来。我们白天根本不干活，或者说没法子干活，公司里经常熙熙攘攘得像一个市场，谁也不能安心，于是白天聊天混日子，工作自然得推到晚上加班。所以以后如果你见到广告公司挑灯夜战的热烈场面，千万别认为是生意好的兆头，很大可能他们是一个可怜的老板带着一堆混子。
好在我们都是单身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久就形成了吃住在单位的激情场面，办公桌的柜子里装的全是牙具、睡袋、换洗衣物等等，要不是后来公司及时倒闭，我想避孕设备说不准也是需要的。看着同志们热火朝天的工作热情，老板们很高兴也很感动，晚上一不理智就会领着大家出去吃夜宵，于是大伙借机慷慨激昂地争相跟老板表忠心，然后都特仗义地替老板挡酒喝，其实是想借着喝多了，晚上就能不再干活，就能去沙发上睡觉，就又混过去一天。记忆里，那几年的晚上12点以后，留在饭馆里神侃的多半儿是广告人，而且生意都特大似的，所以弄得现在说什么都没人信了，这都是报应。最可笑的是，单位的会计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工作如此卖力，账上就是不见钱。
好像当年所有的人都处在这一怪圈里，因为我们的客户很多还是国内知名的企业。有一次，我受命为一家全国著名企业策划市场转型之类的工作，外人眼里那企业非常成功很有钱，那位企业家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工作繁忙，天天飞来飞去的。就连我们见面的地点也得约到第三城的机场。当我强装自信与那大人物对坐于机场的贵宾室，对一个产值过亿企业的前途妄加品评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这是让要饭的给财主家出主意。要饭的（比如当时的我）连钱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如何赚钱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久，直到后来看到一个个“巨人”倒地的样子如泥胎玩偶一样脆弱，发现很多企业不过就是一个漂亮的橘子，我才明白：跟我们少年时一样，大人们那时也不过是仅仅在追求一种感觉和创造这种感觉的环境。
“干大事。”是当时我的老板天天教导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天天为了做大事情准备着、忙碌着，不分昼夜。老板命令，身为策划者每个星期都得在策划会上提出一些宏伟的设想，供公司决策使用，于是策划会成了神话故事大比拼，就连在珠峰顶上立个广告牌，上书“广告招商”，这样的无稽之谈都不算新鲜。我至今都为自己那时极端稚嫩的妄想而感到脸红，更不可思议的是整日为了那些神话而东奔西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傻。
我突然发现自己依然生活在夜里，更可怕的是白天晚上都不精神。因为应付差事，我们基本上是拖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开始工作，先干完的能到沙发上睡觉，干得慢的就得睡到地板上。会议室的大桌子底下是一个好地方，一来比较干净，二来不会被早晨上班的人吵醒。有一回我睡得比较死，碰巧一大早公司就来了几个客户，还被前台的小姐让进了会议室，我只好在一堆脚中间躺着。客户部的同事怕我钻出来搅乱了气氛，还用一只脚踩着我的肚子。我就这么躺着，将双手枕在头底下，望着桌子底板。大会议桌很昂贵，桌面光滑明亮，但我发现它的背面非常粗糙，有的木头已经开裂，螺栓安装得也是歪的……是否世间万物都是这样？听着那些被强迫灌进耳朵的无聊的会谈，我发现我的生活非常乏味，我又一次对它失望了。
可是，我得坚持，为了生存，我已经不能再跟父母要钱了，为了每个月5号从财务室领出足额的工资，为了能生活下去守望我无法预计的未来，我得坚持。我们大家都在坚持，所谓坚持的意思就是: 混。为了能够体面地混下去，我们总结出一整套混的方法和经验。公司的日常经营是按照项目负责制运作的，一个项目组通常由两三个人组成，有时也会组成七八个人的小组，项目组有负责人，有固定经费，有时间表，围绕一个项目开展工作。
我们总是争先恐后地设法加入新立项的、人数多的项目小组，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老板心气高，经费充足，足够我们请客、出差、发奖金，而且有足够的理由成天不在办公室。一旦项目运作到攻坚阶段，就要看谁有本事开溜，利用各种手段逃离这个项目组，加入到更新立项的小组去。这个火候的把握很重要，早了好处没捞足，还会丧失更多机会；晚了就太可悲了，无论项目不了了之还是彻底失败（那些年我们已经从来不对成功抱什么希望），都得轻则招致一顿臭骂，重了还有被炒了的可能，从而痛失混子的尊严与继续混的资本。同时我的老板也在一次又一次惨不忍睹的赔钱教训里吸取着经验，于是混子在越来越险恶的生存空间里辗转腾挪，不断提高着混的技艺。我逐渐感到智商不足，很难继续体面地在我国人才济济的策划队伍里立足，于是找了一个机会申请调进了设计部，开始本本分分地做起设计师来。
一年之后，大家发现所谓公司的老员工，其实都是生存能力强的混子，不仅职位混高了，工资混多了，脸蛋腰围混大了，而且还在行业里混成了前辈。于是可以发号施令，指挥新入行的人; 可以坐在桌子后面代表公司招聘员工，利用职权向漂亮姑娘问这问那 ；可以收到不认识的人寄来的请柬，打着参加会议的名义到各大饭店混吃混喝。只有我们可怜的老板面色日渐憔悴，忧郁与困惑终年伴随着他。于是终于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嗅觉敏感的混子早就开始利用公出的当口到各处面试，找新的可混工作了。
其实那几年大部分广告公司都是这个德行，所以大家转来转去都是在找好混的地方。因为那年头设计师，不对，准确的说法是会用电脑的设计师很少，所以相比较而言这份差事还是挺不错的，不仅工资高而且相对自由。
有一阵子，我连续几个星期穿梭在京城的各大中小广告公司之间，高价推销自己。频繁的应聘经验，让我很快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自我推销与揣摩老板心思的本事，于是随着应聘的成功率越来越高，我的底气也越来越足，大话越来越多，工资要求越来越高。我又一次被自己编的谎言欺骗了，自诩为京城设计高手。混子就是这样，总是拥有足够的自信，就像老崔歌里写的那样：“我的内心深处藏有伟大的人格。”
在那个充满了诱惑的年代，每个人几乎都生活在不着边际的幻想里，既想得到一切，又不愿意付出太多，所以总是抱怨总是等待。在我认为平生就将这样混下去的时候，我意外地认识了最后一个雇用我的老板Katty，她是教会我设计和做生意的人。可有趣的是，那是我服务过的公司中最小的一间，但却天天赚钱，而且收费是北京平均价格的六倍之多。为Katty干活很辛苦，根本不可能投机取巧，我作为混子的生涯也就此结束了。她并没有给我很多钱，却教会了我一些谋生的捷径：第一，年轻人要学会做小事情；第二，想自己赚大钱，先要帮助别人赚到钱。一年之后我照着那家公司的样子开了一家设计室，为了摆脱以往生活在夜里的那种颓废的状态，我给这个公司起名叫早晨，我希望它永远年轻充满朝气，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客户请我们设计，也经常工作到深夜，但那是属于快乐范畴中的夜晚，我们很幸福。
©Beijing Morning Desig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Telephone 010-51283099 Fax 010-65581098